聚焦抗战中的大学:NBA押注平台浙江大学烽火炼

NBA押注平台浙江大学:烽火炼就求是魂

■通讯员 陆兴华

今年夏天,又有一批浙大师生从杭州出发,沿着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西迁路线,重走了一遍“文军西征”路。七十多年过去了,回首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依然令人刻骨铭心: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穿越江南六省,行程五千余里,最终抵达遵义湄潭。浙大西迁办学历时7年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在沿途的穷乡僻壤播撒下现代文明的种子,留下长远的影响。学校不仅没有溃散,而且发展成为最著名的几所全国性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中国科学文化界共赴国难、坚忍不拔的浓重一笔。

NBA押注平台而湄潭的县史上,从此也烙下浙大的痕迹。前辈们散落在这座小城的故事,成为浙江大学新的精神家园,无数人回到这里,获得了隔代的养分。

生死存亡,呕心沥血西迁路

跨进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大门,沿着林荫道一直向前,在图书馆大楼前有一尊铜铸的塑像。塑像比一般人略高,一个清癯的老人站在第五教学楼和第六教学楼之间的草坪上,面色从容,目光平和,右手弯上搭着一件风衣,似乎是在散步,又似乎是刚刚从遥远的地方归来,迫不及待地到校园中走走。早晨或者傍晚,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鬓发已白的老人,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在子女或者学生的搀扶下,在塑像前徘徊,拍照留影,他们大多是离开学校多年的校友,那尊塑像就是老校长竺可桢。

NBA押注平台从1936年4月到1949年全国解放,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担任校长长达13年之久。抗战期间,他率领浙大师生举校西迁的历程,使他成为一位在浙江大学办学历史上永远让师生缅怀和纪念的校长。浙大的西迁,可谓历尽艰辛,途经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先后落脚在浙江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

1937年11月11日,在敌机空袭下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浙江大学踏上西迁办学的漫漫长途。领导这样一所大学在战火纷乱中数次搬迁,那么多著名教授学者拖儿带女跟随学校一次次踏上漫漫长途;那么多学生因战火阻隔与家人失去联系,只能以校为家;车船没有着落,经费得不到保证,人员、仪器、图书常常耽搁途中,让人牵心挂肠;敌机空袭,土匪劫道,小人行骗,旅行中随时都有危险和陷阱;每到一地,师生还要立刻投入教学和研究,保证教学时间和效果……竺可桢当年肩上责任之重可想而知。

在西迁中,竺可桢身先士卒,事必躬亲。搬迁地址的选定,沿途舟车安排,宿营地的接洽,上与教育部力争迁校经费,下和各地军政联络周旋,还要争取地方乡绅的协助,他都要亲自出马,东奔西走,处处求人。

NBA押注平台1937年12月29日至1938年1月8日,西迁江西的浙大师生被困于江西玉山的风雪之中。竺可桢亲自出面,每日与线区长官、浙赣路局、机务段和车站打交道,终于在难民如潮、兵车频繁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争取到14节车厢,使全校师生乘车抵达贵溪,再转樟树、南昌,最后平安到达吉安。

1938年6月30日,竺可桢又一次离开时在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学,为学校的下一步搬迁勘探合适的校址和迁移路线。这一次,他辗转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为时20多天。也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日子,西迁中最惨痛的打击降临到这位恪尽职守、为浙江大学的存亡和发展殚精竭虑的校长身上:他的次子竺衡病亡,夫人张侠魂也已经进入病危状态。1938年8月3日,张侠魂与世长辞,魂断泰和。半年之后,竺可桢将积蓄1000元作为基金浙江大学求是新闻,设立“侠魂女士奖学金”,奖励家境贫寒且学业成绩优秀的二、三、四年级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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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乱频仍、民生凋蔽的岁月中,多少学子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投奔浙大而来,跟随学校流亡迁徙,他们与家人失去联系,学校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而竺校长像一棵大树庇佑着他们,护卫着这群未来中国的栋梁。

1940年1月,正值隆冬季节,浙江大学由广西宜山迁往贵州遵义。蜿蜒在群山之间的桂黔公路本来就破烂不堪,加上雪凇冰凌,踩踏之后一片泥泞。这天晚间,一群女生顶风冒雨,跋涉了一整天,终于赶到位于广西、贵州交界处的一座名叫六寨的小镇。浙江大学为了方便迁校的师生,在六寨设有接待站,但是这几个女生到得太晚了,接待站已经住满了人,连地面上都人挤人,地铺也打不下了。就在走投无路之时,她们遇到竺校长。竺可桢得知她们的困难,马上将自己的床铺让给女同学,自己则悄悄蜷缩在小汽车中过了一夜。

竺可桢非常重视教授在学校办学中的作用。他认为,一所大学,拥有多少图书和仪器是重要的,校舍宽敞完好也是必需的,但大学的灵魂在于是否拥有一流的教授。他在初到浙大所作的题为《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就职演讲中,就明确指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

在执掌浙大的13年中,竺可桢一直坚持教授治校的原则。到任后,他留用了当时浙大已有的知名教授,如陈建功、苏步青、钱宝琮、朱叔麟、贝时璋、黄翼、孟宪承、郑晓沧、蔡堡、周厚复、李寿恒等,又把因不满郭任远独断专横作风而愤然辞职离校的蔡邦华、吴耕民、梁希、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重新聘请回到浙大,还约请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原交通大学教授胡刚复一同来校,委以文理学院院长的重任;聘来原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主任梅光迪教授任外国语文系主任,礼聘物理学家王淦昌、化学家王琎、农学家卢守耕、机械学家周承佑等一批著名教授来校任教。浙江大学一时群星荟萃,声誉日隆。

读书不忘抗战,救国不忘读书

在从建德向江西搬迁中,学生分成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途经金华时,刚好金华遭袭,县城转瞬萧条,柴米难得,但浙大师生没有消沉,继续前进,700多箱图书仪器都是师生职工亲自动手装在兵车、煤车和货车上。抵达江西玉山后,竺可桢校长冒着严寒四处奔波,联系车辆,最后才由铁路局帮助将图书仪器运抵江西樟树镇。浙大师生转抵吉安后,学校即开始上课,并进行了期末考试,约两个月再迁至泰和。在泰和,师生继续教学,科研也未停止。为了弥补搬迁期间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教职工和学生的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导师制在这里继续贯彻。浙大的一切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对浙大在西迁过程中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赞不绝口。

“读书不忘抗战”,浙大师生为配合抗战的需要,继续出刊在建德开始出版的《浙大日报》,刊登国内外新闻及校闻、名著、通讯等,多次进行宣传演出,组织捐献等活动。

师生们还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泰和地处赣江流域,夏天大雨时,当地人民必遭水害。浙大了解情况后,主动提出负责修筑防洪堤的全部技术工作,竺可桢担任堤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防洪堤修筑完工后,当地人民未再遭水灾。浙大师生还帮助当地人民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创设了澄江学校。

为勉励师生浙江大学求是新闻,使师生牢记“救国不忘读书”,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大校训,并决定请著名学者马一浮撰写校歌歌词。浙大师生在广西宜山的生活非常艰苦,既受疟疾肆虐,又遭空袭威胁,吃、穿、住、行也很困难,但师生们以苦为乐,教学活动照常进行。各年级的课时安排,都按原定计划完成。据统计,当时各学期的实际上课日数,超过了教育部的规定要求。师生们还积极开展实验教学。宜山的地质、气候、风物、人情、经济、疾病等具有特殊性,浙大各系师生,如史地、化学、教育、园艺、农经等系都在和自己有关的学科方面结合实际加以科学研究。浙大师生将这些研究和探讨成果以文字或实际成果表现出来,贡献给当地。如养蚕的示范、工程的经营,都带动了当地各方面新的发展。帮助当地普及教育,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浙江大学求是新闻,也是他们的必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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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25日,日军长驱直入,南宁陷落,浙大于次日筹备再次搬迁。经实地考察,学校决定迁至贵州遵义、湄潭。1940年,浙大在贵州的校舍准备就绪,总体布局是: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系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系设在湄潭,一年级设在永兴。浙大迁到遵义不久,竺校长就明确提出:“浙大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

尽管当时条件极其简陋,没有电灯照明,但是教师们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科学研究。文学院对遵义的地理、历史进行了研究,开展了考古和地质野外考察,写出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农学院的科研走的是和当地生产相结合的路子,如卢守耕的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吴耕民的甘薯、西瓜、洋葱等蔬菜瓜果新种在湄潭的试植和推广及湄潭胡桃、李梨之研究等等。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研究均处于当时的科学前沿。这段时间,浙大在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些居世界领先,在国际学术界有口皆碑,比如物理系王淦昌教授关于探测中微子的研究,就对中微子的发现产生过重大影响;还有一批国内首创、在学术界独领风骚的研究成果,如著名史学家张荫麟教授编著的《中国史纲》等。

1944年,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先后两次参观浙大。李约瑟对浙江大学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办学,尤其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学术空气之浓厚,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盛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

浙大师生一方面刻苦求知,另一方面竭力普及科学知识,启发民智。如浙大工学院曾在遵义东门外举办展览,供当地父老参观,展出的有飞机残骸及电话、电灯、柴油机等。在扶植当地教育事业方面,浙大曾将当地的中等教育作为浙大师范学院的所属辅导区,对教师的培训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学示范,都作了许多具体工作。还开办教师进修班、辅导工业、农业职业教育,组织“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等,浙大师生还在遵义、湄潭、永兴3处的师范和中小学任课。在浙大师生的影响下,当地青年求学之风日盛。农学院则积极从事农业推广工作,农学院设有农业推广部,先后进行马铃薯、番茄种植的推广等,农业推广工作直接影响着当时遵义地区的农业生产格局。浙大对遵义地方工业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浙大史地系发现了团溪锰矿,直接促使当地锰矿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湄潭从此烙下浙大的痕迹

浙大西迁办学历时八年多,其中在遵义湄潭定居达七年之久。而湄潭的县史上,从此也烙下浙大的痕迹。那个叫“湄红”的新茶,就是浙大迁到湄潭后,协助当地研发的新茶品种;湄潭的精耕细作水平远近闻名,那是源起当年浙大农学院在湄潭设的农业推广部,培育出了7个水稻、小麦、杂交油菜良种和9个优良果树品种,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方式;而那个名叫“罗登义果”的贵州名果,就是以浙大农学院教授罗登义的名字命名的……

1946年5月,浙大从贵州回迁到杭州。其间浙大和湄潭的缘分一度中断,但最终,这段缘分又重新焕发出活力。1985年,浙大教授、昆虫学家唐觉回到了湄潭。他是农学院1941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湄潭待了整整7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致力于五倍子的繁殖增产及相关成果的推广应用。回到湄潭后,他随即在当地开始推广五倍子的生产技术。

此后,全国各地的不少老浙大人,凡出差到遵义,都会设法重访学校旧址。

陈叔平——改革开放后浙江大学培养的第一个理学博士,曾任浙大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前贵州大学校长。他说:“真正到了贵州,你才能知道一所大学究竟可以带给一座县城乃至一个省多大的变化。”他常在湄江边走来走去,试图寻找那些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留下的足迹,“那7年的历史,不是一条简单的路线图,也不是几千里路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群有学问又有精神的文化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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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湄潭乡间,常能看见稻田里撑着一顶顶黑色“帐篷”。老乡会告诉你,这就是著名的浙江青田鱼在湄潭的“家”——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是亚洲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浙大的老师们发现,湄潭有与青田相似的自然生态条件,便筹集20万元,将2000亩鱼苗分批运至湄潭,并与贵州大学、湄潭县一起,组建了稻田养鱼专业合作社,有效提高了当地百姓收入。

张明方更一次次穿行于杭州与湄潭间。这位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教授,也是有名的“西瓜大王”。他研制出名为“小芳”的西瓜——个头小,瓜皮硬,可以当足球踢,但又甜又脆,在浙江很受欢迎。张明方想,湄潭都是山路,颠簸得厉害浙江大学求是新闻,不正适合运输这种西瓜吗?于是,他送了许多“小芳”种子给湄潭的农民。他说,湄潭是一个参照系,如果成天待在教研室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可是在湄潭,你能深刻体会到自己“起码可以为一部分人做很多事”的那种价值。

1997年5月,浙大迎来了百年校庆。纯朴的湄潭乡亲们,硬是开了几辆卡车,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给浙大老师们送来了稻米、茶叶和包谷酒。“那么远的路,也不知走了几天几夜。”浙大的老师们被湄潭人的真情感动了。

浙大与湄潭间的故事,近年来还在续写新篇。学校先后在遵湄地区建立了求是精神教育基地,捐建了希望小学,设立了远程教育中心、研究生支教点……在浙江大学,“让新的浙大人服务第二故乡”正成为一种校园时尚。

不仅在贵州,浙大人服务西部的版图还在拓展。云南景东彝族自治县是普洱市辖区北端的县,36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占了10万。浙江大学2012年11月接受国家任务,参与定点扶贫工作,承担定点扶贫景东县。景东县政府将四位浙大教授聘为首席专家:鲁兴萌是蚕桑专家、陈再鸣是食用菌专家、余东游是畜牧专家,尹兆正是乌骨鸡专家。专家们最高兴的,莫过于自己的学问在景东有用武之地。成功地驯化了当地特有的野生菌“小香覃”菌种的陈再鸣教授说,景东好东西太多了,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做。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录取通知书,成为“大学第一课”(深聚焦)

陕西师范大学老教师亲笔书写录取通知书,这一传统已经延续了8年,生动地诠释了“为人师表”的深意与真情。人民视觉

8月中旬,随着高校新生录取工作接近尾声,各大高校录取通知书也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既有对创新设计的美誉,也有对“撞脸抄袭”的批评。但不管怎样,今年的高校录取通知书显然已经不再是一张纸上几行字那么简单。它所代表的意义,不仅有高校在创新上的尝试,更折射出高校间不同的文化底蕴、学校特色,以及各高校间不同的治学态度和育人理念。

彰显特色文化 弘扬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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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句被一代代人吟诵的经典,在今年夏天让刚刚考入北京林业大学的新生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北林新生收到的每一封录取通知书封面都有一条半透明的纸带,纸带由树叶标本制作而成,不仅能清晰地看到叶脉走向,摸上去也有明显的凹凸触感,录取通知书的封底则印着林大校训:“知山知水,树木树人”。

“因为有了片片不同的树叶,每一封林大录取通知书都是独一无二的。之所以采用这样的设计,就是既要强调北京林业大学在教育上的宗旨和特性,也希望每个学生都可以像不同的树叶一样,独一无二、各具风采,在林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个性。”该校录取通知书的设计者说。

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今年走的是“新古典”风格。扣合处采用磁石封印,在“中国人民大学”六字上加盖“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八字方印,背面下端为江山社稷图案,顶端是万花簇拥的人大校徽,体现人大学子争做国民表率,封面中缝是一方中国传统建筑梁柱,象征人大学子敢为社会栋梁。据校方介绍,采用“新古典”风格的录取通知书,主要是体现人大的历史传统和厚重品质,以及人大永远奋进在时代前列的校风学风。

一湾湖水,一座小山,两棵绿树,数张船帆……这是北京化工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的封面,且附有爱默生的名言——“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极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假如我们所拥有的力量和善意越多的话,那么这珍品的价值就会越大。”

北京语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邮寄信封上印有代表北语国际大家庭特色的万国旗,通知书还加上了精致的封套,封套上印有一条可爱的卡通鱼。该校招办主任武玉洲介绍,这条卡通鱼是北语的招生吉祥物“宝贝鱼”,意在欢迎新生加入北语大家庭……

大学文化与精神应该渗透在学校的方方面面,让学生在润物无声当中感知、感受并传承。有教育专家指出,同校训、校歌一样,如今,录取通知书也已经成为体现大学文化与特色的重要载体。

印证创新足迹 扭转“千校一面”

曾几何时,高校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印了几行字的纸,这种状况从1977年高考恢复开始延续了很多年。而在不少教育专家看来,录取通知书在设计上的雷同,其实只是多年来中国高校发展“同质化”严重的一个体现。和录取通知书雷同类似的是,校名雷同、校训雷同、主题宣传片雷同、专业设置雷同……这样的新闻在过去许多年并不鲜见,并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创新能力不足,根本的原因在于高校本身缺乏创新精神与创新文化。”一位教育专家说,“高校录取通知书设计的创新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不妨把它视作高校创新作出的一种尝试,或将成为扭转‘千校一面’状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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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当前一些高校对录取通知书的设计非常重视,不仅更加注重录取通知书的服务性,将学校介绍、入学须知、生活手册等内容通过书面或电子形式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发给学生,甚至还有一些高校将录取通知书的式样和用词纳入校长办公会和党委会讨论的范畴,高度重视。

以上海交大的录取通知书为例,通知书的正面有一座矗立的“灯塔”,象征着新同学在大学里浙江大学求是新闻,要为自己点燃一盏“理想之灯”“真理之灯”“人生之灯”,明确目标,学会坚守,光耀内心,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录取通知书还搭配了“入学锦囊”和“心灵鸡汤”。

“入学锦囊”是指新生入学注意事项、帮困助学措施、宿舍入住须知、校园卡使用须知、医疗保健须知、校内交通图,还有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行李背帖等。“心灵鸡汤”是指,学校心理咨询师专门在通知书上提醒新生要注重独立、感恩、沟通以及注重精神的充实和保持阅读习惯等。

上海交大招办主任陶正苏把录取通知书比作一把打开大学校门的“金钥匙”,更是一把开启理想与人生之门的“金钥匙”,“录取通知书的设计融入了独特的设计理念,努力使其像毕业证书一样,成为每位同学一生的珍藏。”

折射治学态度 凝结育人理念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其对高校的精神认同已经产生。教育专家认为,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学校的育人理念、治学特色和校园文化,学生们拿到蕴含这些特色的录取通知书,等于是开启了“大学第一课”,将对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清华大学今年的录取通知书中,校长邱勇向全体新生赠送的《平凡的世界》格外夺人眼球。对即将入校的清华新生,他提出要求:“清华学生既要勤于思考、追求理想,也要关注现实、勇担责任。”邱勇在致新生的信中解释了赠送这部小说的原因:“作家路遥用毕生心血写就的《平凡的世界》,展示了一幅宏大的普通人在时代大变革进程中所走过的既平凡又壮美的人生画卷。虽然书中所涉及的年代对你们而言有些陌生,但人生的奋斗、理想的追求,在不同时代都是相似的。希望你们在阅读此书时能与父母长辈讨论交流,了解并走进他们的平凡世界。”

南开大学已坚持10年在通知书中送上校长写给新生的信。信中,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建议新生阅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经典,还建议新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开学报到这段时间里做一份义工或找一份工作,树立职业意识,做好生涯规划,体会被别人感恩的快乐。

北大校长林建华则在信中让学生们思考“我将为何而来?”林建华说,北大始终竭力捍卫学术的尊严,民主与科学是北大精神的内核,这种醇厚的学风,让浸润其间的每一个北大人都有傲然屹立于天地间的勇气和自信。

而陕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更是凝结了汗水——该校的录取通知书全部由7位老师花了一周时间用毛笔手写,这些老师中年龄最小的贾温性老师今年60岁,最年长的文占绅老师今年已经80高龄,这一传统已经延续了8年,生动地诠释了“为人师表”的深意与真情。

NBA押注平台虽然没有学科专业课的精深,但这些形式各异的“大学第一课”在人才成长过程中的道德教育和精神培养作用却得到了教育专家的认同,其所彰显的人文精神也受到了许多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有专家分析,“独一无二”的录取通知书是大学展现“独一无二”校园文化的开始。小小通知书,折射了学校想要传达的文化理念,其实也是一篇关于学校治学态度、办学理念的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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